讲座︱夫马进:世界史与中国史上的讼师_诉讼

讲座︱夫马进:世界史与中国史上的讼师_诉讼
讲座︱夫马进:世界史与我国史上的讼师 在我国前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讼师是一个值得留意的集体,他们是大众进行诉讼时所依托的目标,是司法运作中的实践一环,但又在法令和道德上为人所唾弃。这一集体终究有着怎样的特色,他们矛盾性的存在又反映了我国社会怎样的特征呢? 2019年10月31日和11月3日,日本最高学术奖项“学士院赏·赏赐赏”的取得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夫马进应邀于南开大学前史学院举办两场学术讲座。讲座以“世界史和我国史上的讼师”为题,以微观的视角比较了古今中外类似于讼师的社会集体,关于明清年代的讼师在世界史和我国史上的定位进行了评论,并交流了治史的心得。 画图《讼棍宜惩》,《点石斋画报》1910年丁12,第8-9页(图片来自《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 夫马教授首先以1910年《点石斋画报》中的一幅图像引起咱们的爱好。在这幅名为“讼棍宜惩”的图像中,哪一位是讼师呢?为什么他看起来很有位置的姿态?有人指着墙上贴着的文字给咱们看,那是什么?讼师为什么在乡间活动,而不是在诉讼发作的城里呢?关于这些问题,夫马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并敞开给咱们评论。他也借此引出了自己从事讼师研讨的缘起。 关于讼师的爱好——讼师研讨概观 1983年,夫马教授为研讨善会善堂,在查阅《申报》时读到一篇1873年写作的《状师论》,其间比较了我国的讼棍和西方的律师,由此他关于“讼棍”产生了爱好。其时对讼师的了解仍限于传统文本中蛇蝎恶毒的形象。但随之却在清人王有孚的《一得偶谈》中读到了必定讼师的论说。这一破例引起夫马教授的留意,怀着一种“为讼师洗冤昭雪”的“孩子气”般的爱好,夫马教授初步了有关我国讼师的研讨。 前史文献中的“破例”不应当被忽视。夫马教授特别举了万历十年杭州民变中丁仕卿的形象作为比如,叙述了《万历杭州府志》中的“破例”记载关于深入研讨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正是对这种破例的重视,才能使咱们更全面地知道前史上的人物、人群与工作。因而,从王有孚对讼师的“破例”点评动身,夫马教授初步了对我国诉讼准则的评论,既对讼师秘本进行了调查,也展开了关于当地档案的研讨。 此次的陈述是夫马教授关于诉讼研讨的最新效果,他以更微观的视角,将明清时期的讼师与世界史和我国史上的类似集体进行了比较。 夫马进教授讲座中 苏格拉底与邓析:古代希腊社会与我国春秋社会 古希腊诉讼成风,闻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正是在这一布景下被提起公诉并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自己也被塑造成“讼师”的形象,在阿里斯托芬尼斯的喜剧《云》傍边,苏格拉底开办了“冥想塾”教授诡辩术,只需给钱就能够在这里学到颠倒是非的争辩方法,因而他也被称为“诉讼先生”。古希腊有许多类似于明清时期讼棍的“好讼者”,日文音译希腊文称为シユーコパンテース。他们或是胜诉后从城邦国家那里取得奖赏,或是以撤诉为条件向被告人索要金钱。从后者来看,他们与明清时期的讼棍十分类似。但假如考虑到政治体制与政治准则,シユーコパンテース与“讼棍”的不同就会显现出来。古雅典实施“公诉准则”,任何人对损害城邦的行为均可提起公诉,并将其视为保护城邦的责任。虽然国家并不喜爱“好讼者”,但依然会答应他们的存在,由于这是关于民主与城邦安全的确保。 同一时期的我国正处于春秋战国年代。大约早于苏格拉底一百多年的邓析,被视为讼师的先祖。《吕氏春秋》记载,邓析以其两可的说法进行诡辩,颠倒是非,使得郑国大乱,终究被子产处死。但这一说法在清代已为俞正燮所质疑。《吕氏春秋》本身便是一部故事集,邓析很有或许是由于既是法家、又是名家因而被附会了许多故事的。结合日本学界先秦史的研讨效果可知,春秋年代的我国其实远没有古希腊那么多的庶民诉讼;而通读《左传》和《国语》,也找不到有关类似于讼棍的人群。春秋年代的诉讼简直都是贵族之间的,只要一例在外,但实践上也与贵族相关。不同于古希腊从公民中抽签选取审判团来审理诉讼保护城邦,春秋年代的诉讼审理是以操控者调解争端的方法进行的。能够说,在这一时期,我国和西方就现已呈现了很大的分解。 从“诉讼社会”到“健讼社会” 经过文献咱们能够确认,在2世纪的东汉时期,大众(庶民)的诉讼明显地增多了。王符在其《潜夫论》中记叙其时诉讼过多致使阻碍农耕。虽然王符的记载有夸大之处,咱们依然能够看到东汉现已进入了“诉讼社会”。此刻现已有了上诉准则。诉讼向万民敞开,并可一向上诉到国都洛阳。虽然如此,王符所反映的却绝非秦汉时期的全体相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今后,在国家的操控理念中,诉讼以少为宜。正如《论语》中所言,“听讼吾尤人也,必也使无讼。”史猜中亦多见官员感染民众以息讼的记载,如《后汉书》即载王堂管理山东数年间无讼。王符笔下的诉讼社会,恐怕是东汉国家操控才能低下的成果,而这一时期的诉讼即使上达至国都,依然往往以“冤结”结案,呈现出一幅漆黑的图景。这与我国前史上的“一治一乱”的特征是有着亲近的联系的。 假如说我国在东汉时期呈现了“诉讼社会”,那么到宋代则进入了“健讼社会”。宋代是诉讼也十分多,但全体上并没有给人向东汉年代那样的漆黑形象。“健讼”、“讼师”两个词汇均在宋代呈现。一起,“讼学”和“讼师秘本”也上台了。讼师秘本是专门用来学习诉讼的讲义,如在宋代江西区域即盛行《四言杂字》,教授刀笔。这与宋代的社会转型有着很深的相关。科举在宋代初步真实成为相等的准则,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够参与,而这也造成了许多的基层知识分子,不得不代写诉状而日子,不得不成为讼师。这一现象反映了我国社会在宋代的严峻改动,也与我国前史的分期问题严密联系起来。 传统的我国史研讨采纳“封建社会”和“近代”的两分法或“上古”“中世”“近代”的三分法,但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学派”提出四分的方法,在“中世”与“近代”之间参加“近世”一个分期,并将宋代作为我国近世的初步。夫马教授附和这一观念。一起,在西方学界关于欧洲前史的分期中,在传统的“上古”“中世”“近代”之间,近来也相同呈现了“前近代”(early modern)这一分期,成为知道前史的一种方法,与“近世”与异曲同工之妙。那么,在前近代的欧洲,是否也能够发现类似于“讼师”的集体呢? 讲座现场 16、17世纪英国的pettifogger 现代英文中对“讼棍”的对应译法为pettifogger。与“讼棍”相同,pettifogger在前近代的英国也被称为“毒蛇”。贵族大法官Thomas Egerton最早运用这一称谓,在1601年将英国的attorney和solicitor(二者均为国家供认的诉讼代理人)称为pettifogger并比作“国家的毒蛇”。看起来“讼棍”与pettifogger的对译是很适宜的,可是细心考虑会发现这种译法的过错。无论是attorney仍是solicitor,都是参与过司法考试并取得国家认可的作业,而“讼棍”在我国则一直是不合法的,不被认可的。 这带来了同一时期东西方处理诉讼激增问题时的不同的方法。英国经过约束attorney和solicitor的人数,削减诉讼代理人的数量来操控诉讼,但这些专业人士提出的诉状必定会被受理。而我国则更多地挑选了不接受诉状或受而不睬(批复“禁绝”或“无须多渎”)的方法来操控诉讼。虽然法令上制止当地官不收诉状,但实践上这一行为乃至也得到了皇帝的答应,从雍正皇帝与大臣的来往奏折中,咱们就能看到这种现象。 江户年代日本的“公务师”与“公务宿” 最终,夫马教授将视角转向东方,凭借滝川政次郎先生的研讨,介绍了江户年代日本的“公务师”与“公务宿”,并与明清时期我国的“歇家”进行了比较。 在日语中,“公务”便是诉讼的意思。“公务宿”是为从当地来到奉行所(审判厅)所在地进行诉讼的人们供给食宿的当地,“公务师”是“公务宿”的经营者和作业人员。而在我国,一起期也常常能够看到“歇家”。在司法档案的主页,往往会写到原被告及人证所住歇家的地址,歇家均在城市里,是给乡间来城诉讼的人供给住宿的当地。但城里人假如诉讼就不会去歇家,而是直接在家里。这种城乡或许说本地与当地的差别是日本学者在研讨“公务宿”时未曾留意的。 在日本,公务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作业便是代写诉状,但这种工作在我国是绝对不会被答应的。此外,公务宿代奉行所向被告递呼唤状、替代原被告自己出庭以及为原被告供给暗里处理等合法或默许的职权,在我国也是不行幻想的。公务宿所供给的内部调解乃至在背地里遭到衙门的支撑。这种差异所反映的中日近世社会的不同,现在还没有适宜的解说,值得深入研讨。 定论 经过上述比较研讨,夫马教授对明清时期的“讼棍”在世界史与我国史上的前史定位给出了新的知道。首先是与欧洲的比较。古希腊存在许多类似于讼棍的“好讼者”(シユーコパンテース),是一个诉讼频发的社会。但相较于诉讼引发的社会问题,古雅典人更重视经过公诉来确保市民的权力和城邦的安全,保护民主,避免僭主制。古希腊的审判时“格斗技式”的,诉讼由原告提出才被受理,而诉讼的进程就像竞技相同,以击倒对手为意图。这种诉讼形式被古罗马所承继,继而影响到后世西方社会的诉讼。 在我国,审判是“问询式”“究问式”或许说是“专制式”的。审判的意图并不同于古希腊要判别孰对孰错,而是要查明本相。关于刑事案件,即使没人提起诉讼,也要进行查处。审判官是皇帝的代理人,是大众的爸爸妈妈官。诉讼者能够直接向审判官阐明本相,就像孩子能够直接与爸爸妈妈交流相同。因而在国家理念中,诉讼是不需要讼师讼棍这样的代理人的。 可是大众有着与国家不同的认识。自秦汉以降,我国便是一个缺少共同体的社会。即使是在同一家族之中,在平等承继的准则下,相互之间也会呈现胶葛,引发诉讼。对大众来说,是一个“十分风险的社会”。他们要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确保本身的安全,就只能依托于讼师,从他们那里取得法令知识和实践的协助。因而也就构成了长期存在的讼师集体。 夫马教授以为,我国的诉讼形式一直没有西方那样的“权力认识”,而代之的是一种“道理认识”。日本和朝鲜与我国开展出了相同的“问询式”的诉讼形式。不过,在日本和朝鲜的史猜中,却很少见到有关讼师与讼棍的记载。很有或许在日朝两国,诉讼并没有像我国那样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看起来日本的诉讼数量是远少于我国的。夫马教授与专攻日本诉讼准则的大平祐一先生在邮件来往中屡次议论了这一问题,两人至今还没有构成确认的答案。日本的诉讼数量是否真的少于我国?假如是,原因又是怎样呢?这个问题或许只能等候更进一步的研讨了。 讲座完毕后,在座师生与夫马教授进行了火热的评论。评论围绕着古希腊“好讼者”的最新研讨意向,明清司法运作中“禁绝”常规的存在,东方社会关于“中介人”的情绪以及明清我国和日本的“私解”现象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见地与阐释。夫马教授还借此机会,谈到了许多治史的准则与方法论的问题,特别强调了读书自始至终地读的重要性,主张在座同学把精读一些书作为基本功。夫马教授的讲座展示了其宏阔的视界,独特的问题认识与详尽的史学功夫,为在座师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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